1976年，我国接连损失了三位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继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逝世之后，9月9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毛主席逝世后，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在瞻仰遗容、守灵和参加悼念活动中，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遗言，只听说，从9月初起，毛主席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即使想留下什么话，恐怕也力不从心了。如果要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

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讲的，不得而知。有的报纸还怕老百姓不明白“按既定方针办”是什么意思，故而解释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就是“要按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种宣传的背景和用意当时我还不完全清楚，但从字里行间多少闻出点味道来了，说穿了，就是要按“四人帮”那一伙人过去乱党、乱军、乱政、篡党夺权的“总纲领”办。

这时，身在中南海的华国锋，正遭受着“四人帮”的折磨。自从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再度被打倒、叶剑英靠边休息后，“四人帮”志得意满，以为党、政、军大权一定会落到他们手中。不料事与愿违，毛主席早已洞悉了江青一伙人的野心，所以确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抑制了“四人帮”的夺权图谋。对此，“四人帮”怀恨在心，他们不甘失败，伺机卷土重来。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屡屡发难，企图实现其夺权旧梦。江青一会儿提出要讨论中央领导的安排问题，一会儿要求把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和毛远新保管清理，还经常在深夜打电话给华国锋无理取闹，实际上是逼他交权。王洪文更是嚣张，他命秘书们在中南海紫光阁设置了十几部红机子，擅用中央办公厅名义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联系，要各地党委向他们请示报告，俨然以党中央自居。

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准备工作。他们通过掌握的新闻单位和“梁效”等写作组，大肆进行舆论准备；“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向民兵组织增发武器；窃据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通过其爪牙背着李德生司令员私自调动部队；“四人帮”控制的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人也蠢蠢欲动，积极配合；对于不受他们控制的中央部门（包括党中央直属机构和国务院各部委），则已经拟好了新的领导人名单，准备夺权；他们还在内部放出空气，说在10月7、8、9日将有特大好消息。当然，其中很多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

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

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主席对他们有“临终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尚方宝剑”，今后他们不论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非为，阻挠他们实施阴谋，他们还可用这把“尚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同时，我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这一段时间内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背景和用意，就更加清楚了。

4日，我见到“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中写道：“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伪造的“尚方宝剑”，他们要砍人了。我意识到，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因为这篇反革命宣言书式的文章，明明是他们要动手篡位夺权的一颗信号弹。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起来。

我谈了对梁效文章的看法。我说：“人家在下战表了！”

华国锋同志点了点头，呷了口茶，不慌不忙地拿出几个纸条来，并说：“那天和你谈起毛主席写的字条，因不在手头，所以没有给你看，现在我拿来了，就是这几张……”接着他递过来两张说：“今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外宾后，我向他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主席当即用铅笔写了这两张条子：一张写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等我看过这两张字条后，华国锋同志继续说：“我还同主席谈到中央的情况，我说，他们（指‘四人帮’）许多事都不听我的，很难办。主席又写了这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最后我谈到各省的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并请主席作指示，他又写了这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

在解释了这些字条的来由后，华国锋同志接着说：“我也感觉到了，他们几个在跟中央、跟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作对，随便抓件事就大吵大闹，胡搅蛮缠。主席去世后，政治局晚上开会，一吵就是大半夜。每个晚上，江青都要打电话给我，乱叫乱嚷，吵得我无法睡觉。她晚上吵闹白天睡大觉，可是我白天还要工作……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你有何根据？”华国锋问道。

我答道：“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我数了数，大概有十来个部门，甚至不止这个数目，要跟他们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问：“你们中联部怎么样？”

我说：“中联部不沾边。部内有人想整我，但大多数干部群众和我是一致的。当然，少数人也可能会跟着他们跑。”

华国锋欣慰地笑了，接着他郑重地说：“中央决定，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华国锋拉我坐下，然后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要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感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我接过手令之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他答道：“是警备一师。”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指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暂不对外公布此事），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领受完任务后，立即驱车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卫电台、电视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已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我考虑，光靠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因此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我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我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你也不要回家了。”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我们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我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我睡一会儿，再换他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新闻舆论阵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我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于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市广大市民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自发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举行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我和邱巍高等同志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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