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有许多世界级名胜，如悉尼歌剧院、大堡礁、乌鲁鲁巨石等。在首都堪培拉，也有个堪与上述名胜比肩的地标——“原住民帐篷大使馆”。很多人对此也许困惑不解：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构，澳大利亚原住民为何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大使馆？它与正常的大使馆有哪些不同？在1月26日帐篷大使馆建立50周年之际，《环球时报》记者专程前往探访。

澳大利亚原住民站在堪培拉帐篷大使馆前。

“帐篷大使馆”成为原住民维权前沿

1月26日是澳大利亚国庆日，首都堪培拉街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对于原住民而言，这一天是不折不扣的入侵日、屠杀日、苦难日和耻辱日！”“帐篷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诉说时眼中仍充满怨愤。

自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于1788年1月26日率“第一舰队”1500人在悉尼登陆后，原住民就不断被消灭和“同化”，在不到150年时间里人口由75万降至7万。从1910到1970年，全澳有近10万名原住民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掳走，遭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和丧失自身文化的磨难。多年来，原住民不断就其失去的传统居住地向州政府提出索赔，但大都不了了之。

上世纪70年代，受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原住民开始大规模声索土地权。1971年北领地最高法院裁定一家矿业公司可在原住民土地上开矿，而原住民却没有采矿权和伐木权。“这激起了安德森等四位年轻原住民的强烈愤慨，也由此点燃了建立‘帐篷大使馆’的导火索。”来自北领地的澳大利亚知名时政评论人士戴若·顾比告诉记者。四位年轻人到达堪培拉后，也曾想采用绝食、裸奔、自焚等传统手段进行抗议，但后来安德森灵机一动：既然众多大使馆汇集于此，为何不建立“原住民大使馆”以引起政府关注？而且，澳大利亚法律也并未禁止任何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大使馆。于是，他们临时找来一顶沙滩遮阳伞和一些纸板、塑料布，在当时的议会大厦外建立了和平示威营地。1972年1月26日，世界上最小的“大使馆”——“帐篷大使馆”横空出世。借助这一有形的前沿存在，“帐篷大使馆”一直在不断地向澳政府提出归还土地、尊重原住民主权和文化传统等诸多诉求。

原住民学者加里·福利直言不讳地指出：原住民长期被归为“动物群体”，排除在人口普查范围之外，“既然不被当成自己人，自然有权建驻外大使馆”。

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却有20位“大使”

帐篷大使馆，究竟长什么样？记者在现场看到，大使馆虽早已由帐篷升级为木板房，但仍保持着“世界最小”的纪录。整个“大使馆”只有一间几平方米的办公室，正面写着“原住民大使馆”。办公室被涂成黑红两色，其中黑色象征原住民自身，红色代表澳大利亚赭红色土地，两种颜色与澳大利亚原住民旗的颜色高度一致。在办公室后面的多座帐篷，是大使居住的“官邸”。与一般大使馆的建制不同，住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大使”，且最多时达20名。工作人员表示，这样做可体现他们之间的平等，本来“帐篷大使馆”就是在争取平等权利；大使数量多，可充分代表500多个原住民部落，也有利于分工协作，与联邦政府、议会交涉多类复杂问题。谈到“官邸”的未来发展，工作人员颇有些势在必得踌躇满志：澳大利亚法律规定，这个草坪最多能建12座帐篷，目前还远未到这个数。

“帐篷大使馆”除了面积最小、大使数量最多外，实际上还占据第三个世界之最：最寒碜。大使馆的木屋简陋至极，门前常年杂草丛生，左右两侧和后面更是堆满了杂物：垃圾桶、破椅子、碎木板、旧电线以及看上去早该淘汰的电脑、键盘等。作为“官邸”的帐篷更是破烂不堪。有的帐篷多处漏风，没有多少隐私可言，随便扫一眼即可看见里面堆砌的生活用品。如此寒碜的“官邸”，常被不明就里的游客误以为是贫民窟甚至垃圾场，与对面早已改为“民主博物馆”的旧议会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与新西兰毛利人比，“至少还有半个世纪的路要走”

1995年，“帐篷大使馆”被列入澳大利亚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知名度越来越高。2012年在建馆40周年庆典时，澳政府原住民事务资深政策官员凯西·伊特克曾欣慰地表示：“帐篷大使馆”在争取原住民土地权利、结束种族歧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原住民为扩大战果，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2年以来在布里斯班、珀斯等城市又增建了10多个“帐篷大使馆”。

但在时政评论人士顾比看来，原住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原住民生活，总体上并未有实质改善。顾比表示，30年前他曾在澳大利亚北领地中部一个偏远的原住民村艾尔珀卢卢拉姆扶贫。30年后，他再次前往该村时，这里“还是旧模样”：“住房依旧拥挤不堪，医疗服务仍限于最基本的保障，失业率依旧很高，因为没有工作可找，教育变得似乎没有意义。当地人仍在为食物、燃料价格等发愁。道路照样坎坷不平，雨季时就更加泥泞不堪。”

若与同在南太平洋的近邻新西兰相比，澳大利亚这方面的差距更大。一位新西兰游客向记者坦言：“在新西兰，毛利语早已成为该国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另外两种为英语和新西兰手语）；毛利人甚至担任了国家领导人——总督。澳大利亚原住民要做到这两点，至少还有半个世纪的路要走。”